第五部分：谈公益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