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冷暖

　　一
　　哀牢山脉绵延千里，像一条苍龙盘亘在滇南大地上。山脉深处，有一座凤凰山，山势不算险峻，却林木葱茏，四季常青，远远望去，真像一只展翅的凤凰伏在大地上。凤凰山下，金川县就窝在山坳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县城满打满算也就五万来人的样子，一条金川河穿城而过，把县城劈成两半。
　　河东是老城区。水泥路铺了几十年，早已坑坑洼洼。路两边是一溜儿的老房子，青瓦灰墙，歪歪斜斜地挤作一团。河西是新开发的城区，楼房新崭崭的，马路宽宽敞敞。
　　金川县城的机关单位就那么几个，人也就是那几张面孔。不管是河东还是河西，提起朱喜财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
　　朱喜财是土生土长的金川人，一九六三年生，属兔。家住凤凰山脚下一个叫腊家湾的村子，村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靠种苞谷、洋芋过活。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土里刨食，省吃俭用供他念书。朱喜财倒也争气，打小聪明，脑子活络，嘴巴甜，见人三分笑，村里人都说这娃将来准有出息。高中毕业那年，虽没考上大学，却赶上县里招考干部，他一考即中，顺利分配到乡镇工作，端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还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命好。
　　那会儿是一九八三年，朱喜财刚满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他先是在一个叫磨盘山的乡里当干事，后来又调到另一个乡当副乡长，再后来又调到城郊的凤凰镇，一路仕途很顺，一路往上走。
　　他在凤凰镇干了六年书记，那六年是他最风光的年头，也是他干实事的年头。
　　凤凰镇紧挨着县城，地盘不小，加上县城里的居民，全镇总人口超过十万，大多为坝区。虽是坝区，但彼时农村产业结构尚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也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才刚起步。朱喜财到任时虽还年轻，脑瓜子却一点也不老套。他一边大力推进城市卫生与绿化建设，一边紧抓新农村建设，修了三条乡村公路，建起一万多亩高标准果园，发展了十一个农村专业合作社，还从凤凰山深处引来山泉水，解决了十多个村子的人畜饮水问题。那些年，他带着镇上的干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今天跑项目，明天进村调研指导，没少吃苦。镇上的人说起他，有说他强势的，也有说他霸道的。但无论如何，组织和群众都认可他能想事、敢干事，是个难得的人才。
　　平心而论，那时候的朱喜财虽说也有点官架子，可心里头确实装着事，想着百姓，身子骨也硬朗，仿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下乡时蹲在田埂上与老百姓拉家常，抽的是十块钱一包的红河烟，喝的是老乡家灶头烧出的水，一点也不讲究，看上去活像个中年农民，或是个外出打工归来的壮年人。
　　由于工作能力和工作潜力突出，朱喜财被组织发现后，就把他从凤凰镇书记调到了县农业局当局长，打算进一步培养。
　　只可惜的是，这时候的朱喜财好像被一股魔力拉偏了方向，没能很好把握住机会。到县农业局当局长不长时间，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明里暗里就传出，他是鲤鱼跳龙门——忘了本，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二
　　朱喜财到农业局报到那天，是县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陪着去的。
　　那天天色阴冷，凤凰山上雾气蒙蒙。他从黑色桑塔纳轿车上下来时，院子里、走廊上、办公室里的人纷纷停下手里的活，朝他望去。他穿着一件崭新的黑色夹克，黑皮鞋擦得锃亮，背着手，腰杆笔直，下巴微微扬起，脸上见不到笑意，像是一个很大的指挥在视察前线阵地的派头。他直挺挺地站在院子中央，将整个大院扫视了一遍，目光像探照灯似的，从迎上前来的人群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到左边，然后才简单讲了几句场面话。他讲话声音不大，却句句透着说一不二的劲头。
　　“从今天起，我就是农业局局长了。咱们农业局的工作，得有个新气象。我这人性子直，说话不爱拐弯抹角，干工作就得干出个样子来。”
　　在场的人听了，心里各自翻涌着不同的滋味。几位老资格的副局长互相对视一眼，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暗暗犯起了嘀咕——这位新来的局长，怕是不好伺候。当然，也有人在心中盘算着。
　　唉！
　　从那天起，朱喜财果真变得说一不二、言出必行，简直到了字字千金的地步。凡事都由他一人定夺，班子会不过是走走形式；他定下的事，没人能改，也根本不敢去改。局里的大小事务，诸如人事调整、项目审批、经费开支等等，全是他说了算，他也全都要攥在手里。谁若敢提不同意见，他便视为顶撞，结果准没个好下场。
　　局里的人见他这般独断专行，又不敢得罪，背地里没人再叫他朱局长，都悄悄喊他“老大”。起初只是私下嘀咕，后来被一些会来事儿的人利用，竟当着他的面“老大”“老大”地叫开了。朱喜财听着，非但不恼，反倒觉得很享受、很舒坦，脸上笑开了花，觉得这才是当官的派头。
　　朱喜财原来不是这么高调和自信的。他在凤凰镇的时候，开班子会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为发展服务的。”那时候说这话，他是真心的，也是真干的。可到了农业局，慢慢的这话就不怎么提了，却时常说起另一句来。每次职工会上，他都要讲：“谁挡我的道，我就动他的位子。哪怕他能做大梁，我也让他做椽子；他能做椽子，我就让他做烧火棍。”
　　这话一出，局里的人脊梁骨都发凉。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局长，唯他独大，要把所有人都捏在手心里，让所有人只能依着他、顺着他。于是人人心中发慌：顺他者昌，逆他者亡。
　　正如十根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人也是如此——有机灵的，有木讷的，有看风使舵的，也有分不清深浅被水淹了的。十娘生九子，九子有不同嘛。
　　农业局里大多数人都是技术型干部，木讷的多，或者说是不想投机、不会投机、不愿招惹是非的多。当真要数下来，会投机、会来事的也有几个，其中最会来事的且排得上号的就当是胡前进和永跟进两个了。说他俩是“马屁精”则一点都不过分。他俩一门心思扑在溜须拍马上，整天就是向上表演努力，向下推卸责任，业务能力几乎为零。一天到晚围着朱喜财屁颠屁颠地转，哄得朱喜财耳朵都快怀孕，整天嘴角藏不住地笑。
　　三
　　“马屁精”这套本事，在胡前进和永跟进两人之间，简直分不出高下。
　　胡前进是县农业局农业股股长，四十来岁，个头不高，胖墩墩的，一张圆脸配着一双小眼睛，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脑子转得快，嘴又甜得像抹了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金川县农业局里是出了名的“人精”。
　　朱喜财第一天来上任，他就瞅准了机会，挤到人群前头，满脸堆笑地握住朱喜财的手，说：“哎呀，朱局长，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您在凤凰镇干的那些实事、好事——修路、建果园、引水源、成立合作社，件件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您这一来，不光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农业局的福气！”
　　朱喜财听罢，心里一阵舒坦，拍了拍胡前进的肩膀，仰头大笑起来。
　　识时务者为俊杰。从那以后，胡前进便进入了朱喜财的“法眼”，渐渐得了他的宠爱。他像个影子似的，以请示工作为名，天天往局长办公室跑。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擦桌扫地、整理文件，比办公室的人还要勤快。朱喜财说东，他绝不往西；朱喜财说这个项目好，他立马能说出十个优点；朱喜财说哪个乡镇的工作做得差，他立刻找出几个问题来佐证批评。他把朱喜财哄得眉眼带笑，心里迷迷糊糊又美滋滋的。
　　半年时间不到，朱喜财就把胡前进推荐到县文旅局当副局长。胡前进得知消息的当天晚上，便提着厚礼——两条软中华、两瓶五粮液，外加一个红包——去了他家道谢，一进门就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感谢老大的再造之恩”“老大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而永跟进是局里后勤股的普通干部，论起溜须拍马的本事，比胡前进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三十五六岁，瘦高个，长脸，颧骨高耸，一双细长的眼睛，笑起来便露出一口黄牙。朱喜财爱喝两口本地的苞谷酒，永跟进就专门托人从凤凰山深处的村子里寻来纯粮酿造的苞谷酒，一桶十斤，隔三差五就往他家里搬。朱喜财喜欢在办公室摆几盆绿植，永跟进便隔天搬来最好养的盆景，绿萝、发财树一盆接一盆地送，把局长办公室摆得活像个小花园。朱喜财把胡前进推荐到文旅局以后，紧接着就把永跟进提拔成了局办公室主任，而原来的局办公室主任耿忠实则被冷落在一边。两个“马屁精”没费什么力，只用了一点小伎俩，便轻轻松松地成了事。
　　四
　　耿忠实被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后，便被晾在了一边，看着既可怜又可惜。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懂逢迎，没能紧紧跟住局长朱喜财，眼神也不够活络，看不清有一股暗流正在悄然威胁着他的位置；说他可惜，是因为他为人正直，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确实有真才实学。
　　耿忠实被撤下主任一职、冷落一旁之后，农业局里不少人替他鸣不平，可他倒像没事人似的，反而显得平静而体面。这其中的缘由，从发生的一件事里便能找到答案。
　　那天，农业局讨论一个农业扶持项目，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沉闷得像要下雨。他把项目方案摆在面前，可朱喜财连看都没看，随手一推，当场拍板要把项目交给一个副县长的远房亲戚刚开办的合作社来做。在座的人都清楚，这家合作社才注册不到三个月，账上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基础，业务更是一点没开展起来。
　　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李大明坐在朱喜财右手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斟酌了半天，小心翼翼地说：“朱局长，这个合作社刚成立，基础薄弱，把项目交给他们，恐怕不太合适吧？按省里的要求，扶持对象得有两年以上的经营经验，这个条件他们不符合啊。”
　　朱喜财靠在椅背上，眼皮都没抬一下，摆了摆手：“什么条件不条件的，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合作社虽然刚成立，可人家有干劲、有想法，比那些老合作社强多了。再说了，我是局长，我说行就行，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李大明嘴唇动了动，还想再说什么，目光扫过朱喜财那张不怒自威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低下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涩得他直皱眉头。
　　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像是在数着什么。
　　打破沉默的是胡前进。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清了清嗓子，笑眯眯地开了口：“李副局长，您这话就不对了。朱局长在凤凰镇干了六年书记，搞农业项目那是行家里手，他定的项目还能有错？再说了，朱局长也是为了抓典型、立标杆、树榜样嘛，咱们得支持。”
　　胡前进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不卑不亢，可那几句话像钉子一样，把李副局长的话死死钉在了桌上。会议室里又一次安静下来。
　　耿忠实就是个木头脑袋。
　　散会后，大家都走了，唯独他不走。
　　他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朱喜财把桌上的文件一份份拢起来，塞进公文包。朱喜财抬头看见他还站着，愣了一下，随即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漫不经心地说：“老耿，还有事？”
　　听到朱喜财问他，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在朱喜财对面坐下。此时，他感到一股压力压在心头。他坐了二十年办公室，从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一把椅子这么难坐。
　　他看向朱喜财的眼睛，语气诚恳地说：“朱局长，我想跟您说几句心里话。”
　　朱喜财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搁，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扬着：“说吧。”
　　“朱局长，咱们干工作得按规矩来，不能凭个人性子办事。这个项目关乎老百姓的利益，也关乎单位的名声，您这么独断，底下人有意见，老百姓也会戳脊梁骨的。当官的，得守本分，不能忘了初心啊。您以前在凤凰镇时常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为发展服务的。这话您自己还记得吗？”
　　耿忠实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甸甸的。
　　朱喜财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他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两手撑在椅子扶手上，身子往前倾，眼睛直直地盯着耿忠实。那目光像刀子似的，从耿忠实的脸上划过去，又划回来。
　　“老耿，我是局长还是你是局长？”反问完后又说：“这事我说了算，你少在这儿指手画脚，干好你自己的事就行。”
　　耿忠实静静地听朱喜财把话说完，又把身子往前倾了倾，两手搁在膝盖上，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些，语气却更沉了：“我是办公室主任，有责任提醒您。您现在这做派，跟在乡镇当书记时不一样了。县局不比乡镇，规矩更多，程序更严，您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放弃原则，不守规矩，迟早要出问题的。您在大会小会上不是常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项目资金的安全负责吗？”
　　朱喜财怎会容忍别人对他的作为提出质疑？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退了半步，铁制的椅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响。他指着耿忠实，脸色铁青，嘴唇发抖：“耿忠实，你算什么东西？我朱喜财能走到今天，靠的是本事，不是靠你这种只会耍笔杆子的书呆子！你少在这儿教训我！”
　　会议室的门开着，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顿了顿，又匆匆远去了。
　　耿忠实坐在那里，脸上的血色褪了个干净，一阵红一阵白。他看着朱喜财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看了好一阵，才慢慢站起来，叹了口气，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那声叹息很轻，轻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漏出来的，可落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却响了好久。
　　从那以后，朱喜财心里便对耿忠实窝了一肚子火。他总觉得像是有条虫子钻进了心里，搅得他不得安生。他又想，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就不必再顾忌什么，决不能让这个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就不把他这个局长放在眼里的办公室主任好过。得找个机会收拾收拾他，谁叫他跟我一个堂堂的局长过不去！
　　接下来的朱喜财已经铁了心，开始明里暗里使手段。
　　他处处给耿忠实穿小鞋，先是把他手里的核心工作全收了回去，不让他接触重要文件，也不让他参加重要会议。又借口让他安心写材料，专门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实则是把他孤立起来。接着又让人盯着耿忠实，看他上班有没有迟到早退，有没有跟外面的人乱说话。最后，他干脆以“工作需要轮岗”为由，免去了耿忠实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把他抽调去县里的临时农业普查小组，名义上是去发挥特长，实则就是发配到边缘岗位。在朱喜财看来，这样做便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五
　　免职那天，朱喜财把耿忠实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桌上摆着永跟进刚送来的那盆发财树，叶子绿得发亮。朱喜财没有抬头，手里翻着一份文件，翻得哗哗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文件合上，往桌上一扔，靠进椅背，抬眼看向耿忠实。
　　“老耿，局里考虑到工作需要，决定调整一下你的岗位。你文化高，笔头子好，县里搞农业普查，正缺你这样的人手。你去那边，一是帮忙，二是指导工作。办公室主任的位子，就让永跟进同志来接替。”
　　耿忠实静静地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他只是看了朱喜财一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争辩，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行，我知道了。”随后退出了办公室。
　　朱喜财本以为耿忠实会闹、会吵、会来找他理论，可他什么都没说。直到耿忠实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朱喜财心里才隐约有些不踏实。但也只是那么一瞬，他便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把这块“绊脚石”搬走了。
　　耿忠实被抽调走那天，没有跟任何人抱怨什么。他默默地收拾好办公桌，把一摞摞写好的材料、整理好的档案码得整整齐齐，又把抽屉里的私人物品装进一个纸箱子里。走出办公楼时，他回头望了一眼。
　　在走廊上，他停下脚步，抬头看向远处凤凰山上高低错落的绿树，轻轻叹了口气。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烟，慢慢打着火机点燃。他似乎预感到，朱喜财照这么弄虚作假，不仅是犯错误了，而且是犯罪了，早晚要栽大跟头的。
　　他在心里默默念着：“朱喜财啊朱喜财，你好自为之吧。”
　　六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喜财确实栽了个大跟头。
　　有人直接把实名举报信寄到了省纪委，检举他贪污受贿、违规审批项目。省纪委接到举报后，查实了朱喜财的犯罪事实，随即对他采取了双规措施。
　　朱喜财被双规的消息传开后，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沉默不语。
　　耿忠实听到消息时，正在农业普查小组的办公室里整理数据。他放下手中的笔，走到窗前，远远地望着凤凰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没有快意，也没有惋惜，只是觉得，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随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朱喜财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那天，朱喜财站在被告席上，头发白了不少，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原先那标志性的大肚子也不见了，再也没有了当年当局长时的威风。他低着头，不敢看旁听席上的人。听到判决结果时，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只在被法警架出法庭的一刻，他才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大约是还想寻一寻有没有熟悉的面孔。可那些曾经围着他转、一口一个“老大”叫得比谁都亲的人，他一个都没有看到。只瞧见自己的老伴，独自坐在角落里，默默流着泪。
　　七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五年，足以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局长，变成满头白发的刑满释放人员；也让金川县城换了模样——河东的旧房改造了，河西添了几处新小区，马路宽了，路灯亮了，连凤凰山上的树都密了不少、高了许多；五年，也足以让一个人尝尽人情冷暖，把人心看得通透。
　　五年刑满，朱喜财出来了。
　　那天是个阴天，哀牢山上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他走出监狱大门的一刻，阳光忽然从云缝里漏出来，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站定，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夹着泥土和草木的味道，湿湿的，凉凉的，灌进胸腔，整个人竟觉得清爽了几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一条灰扑扑的裤子，脚上是旧解放鞋，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包旧了，但没有破洞，里面装着入狱时带进去的几件衣裳。他身形佝偻，步履有些蹒跚，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般，和当年那个威风八面的朱局长，早已判若两人。
　　儿子朱小军在监狱门口等着。小军三十岁了，在昆明一家装修公司做油漆工，专门请了假来接他。父子俩见面，话都不多。小军叫了声“爸”，朱喜财应了一声，两个人的眼眶都红了。
　　小军开着一辆面包车，把朱喜财送回腊家湾的老房子。路上，朱喜财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的山山水水，一言不发。凤凰山还是那座凤凰山，金川河也还是那条金川河，可他觉得，什么都变了。
　　老房子多年没人住，墙皮剥落，屋顶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草。父子俩合力，花了好几天工夫，把房子简单拾掇了一番——换了瓦片，刷了墙，添了几件简简单单的家具。朱喜财站在收拾一新的屋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五味杂陈，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不上不下，整个人空落落的。
　　小军把朱喜财安顿好，便要回昆明上班。临走前，他给父亲留了三千块钱，说：“爸，你先用着，别太省。我每个月给你寄生活费。你先把身体养好，日子咱慢慢过。”
　　朱喜财送儿子到村口，看着面包车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眼泪终于没忍住。他抹了一把脸，转身往回走，心里又遣责又欣慰——遣责自己当年自大贪婪，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毁了；若不是自己出事、去坐牢，小军也不会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更不会受那么大打击，老伴也不会走得那么早。欣慰的是，儿子懂事，老天爷到底给他留了最后一点念想。
　　日子看似暂时安稳下来，可朱喜财心里仍觉得惶惶不安。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他身体不好，高血压、糖尿病，每天都要吃药。儿子在昆明打工，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刨去房租、吃饭、交通，剩不下多少。他总不能一直伸手向儿子要钱，让儿子养着吧？何况自己这把年纪，说老不算太老，说小也不小了，总得找点事做，挣点生活费。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很久。他思来想去，忽然想起了当年自己一手提拔的胡前进和永跟进。他觉得，自己对这两个人有知遇之恩——没有他朱喜财，胡前进当不上文旅局副局长，永跟进也当不上办公室主任。他们对他，总该有些情分吧？再怎么说，如今自己落到这般境地，他们总不至于袖手旁观。
　　他越想越觉得有几分底气，便决定去找胡前进和永跟进。
　　八
　　朱喜财先去找了胡前进。
　　胡前进还在文旅局当副局长。朱喜财没直接去单位，打听到他住在河西新城区的一个小区，便挑了个晚上过去。他在小区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看见胡前进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正要进小区。他赶紧迎上去，喊了一声：“前进。”
　　胡前进抬起头，看见是他，脸色骤变，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眼神躲闪着，左右看了看，生怕被熟人撞见，压低声音说：“你……你怎么来了？”
　　朱喜财陪着笑脸，语气卑微得像在乞讨：“前进啊，我出来了，没个营生，想找你帮个忙……”
　　话没说完，胡前进就打断了他，眉头紧皱，满脸不耐烦：“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你别来找我了，让人看见不好。”
　　朱喜财愣住了。“前进，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活干，挣口饭吃就行……”
　　胡前进又往后退了一步，语气冷得像结了冰：“我哪有本事帮你找活？你的事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走吧，以后别来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进了小区。
　　朱喜财顺着胡前进的背影望过去，小区里灯火闪烁，几个老太太在音乐伴奏下扭着身姿。
　　他没有死心，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决定去找永跟进。
　　永跟进在农业局没受什么影响，后来调到县政府办当副主任了。朱喜财知道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去找他不是什么难事。
　　又是一个傍晚，天色暗了下来，巷子里的路灯还没亮。他来到永跟进家门口，抬手敲门。门开了，永跟进穿着一件羊毛衫，手里端着一杯茶。看得出，永跟进刚才还在看着电视。开门一看是朱喜财，脸色当即沉了下来。
　　“你咋来了？”永跟进的语气，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恭敬，满是疏离和防备。
　　朱喜财咽了口唾沫，低声下气地说：“跟进，我出来了，没工作，想让你帮我找个活干。你看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啥活都行，能挣口饭吃就行。”
　　永跟进皱着眉头，连连摆手：“我哪有本事给你找活？我自己都是给别人打工的。你别来找我了，让人知道我跟你有来往，我还怎么在单位待？”
　　朱喜财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永跟进已经“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他被堵在门口，心彻底凉透了，又酸又涩，五味杂陈。
　　他想起了当年永跟进给他送苞谷酒、搬盆景、下乡时抢着拎包的样子，想起了永跟进一口一个“老大辛苦了”的殷勤劲儿，再看看如今这扇紧闭的门，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
　　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想，想当年自己对胡前进和永跟进是多么好，要官给官，要权给权，把他们当成心腹，当成自己人。他们一口一个“老大”，喊得比谁都亲，恨不得给他当儿子。如今自己落魄了，他们的脸比翻书还快，见到他就像见了瘟神一样。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他想起一句老话：“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当年他不信这话，现在他信了。
　　九
　　深秋的凤凰山，落叶飘零，金川河河水浅浅地流着，满眼都是萧瑟的凉意。
　　自从朱喜财找胡前进和永跟进受了冷遇，他心里就总泛着一股苦涩的味儿，时不时会没来由地想：“我怎么就活成了这个样子？”想来想去，想得多了，心气儿也就慢慢变了。出门总是低着头，怕碰见熟人，尤其怕碰见胡前进和永跟进。可偏偏越是怕，越是躲不过。有时候在街上买菜会遇见，在公园遛弯也会遇见。每次远远看见他们，朱喜财就想绕开，可他们躲得比他还要快——一看见他的身影，立马扭头就走，故意绕到别处去，装作没看见，更别说打招呼了，就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过一样。这样的场面，朱喜财已经碰过不知多少回了。
　　一天上午，朱喜财在菜市场买好豆腐，刚直起身来要掏钱，一抬眼，看见胡前进就站在对面的菜摊前。两人的目光撞在一处，朱喜财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还没来得及开口，胡前进就像被电打了似的，猛地转过身去，把手里正挑着的青菜往摊上一扔，脚步匆匆地走了。
　　朱喜财攥着豆腐，立在菜市场中间，望着胡前进消失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四周买菜卖菜的喧闹声、讨价还价声、吆喝叫卖声，鸡鸭在笼子里扑腾、鱼在盆里甩尾巴的声音，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见。他只觉着那些声音都离他远远的，就算偶尔听见一丝半点，也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
　　还有一回，是在凤凰山下的公园里遇见永跟进。
　　那天下午，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银杏树的叶子落了一地，黄灿灿的。朱喜财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远远看见永跟进坐在另一张长椅上，翘着二郎腿，一边抽烟一边看手机。朱喜财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过去。眼看走到永跟进跟前，还差两三步远的时候，永跟进抬起头，看见了他。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永跟进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先是愣住，接着是慌张，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厌恶。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来用脚碾灭了，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朱喜财站在长椅旁边，看着那烟头还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在冬日的阳光里袅袅地散开，才慢慢地转过身去。恰好这时，凤凰山上的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枯草的气息，扑在他身上，凉飕飕的，一直凉到骨头缝里去。
　　一次次被冷落，一次次被嫌弃，逼得他慢慢地想，慢慢地明白，又慢慢地接受了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当年那些围着他转、拍他马屁的人，看中的从来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手里的权力。如今权力没了，人也成了丧家之犬，谁还肯搭理他呢？
　　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一碗热汤面——你端着的时候，人人都想喝一口；你放下了，连看都没人多看一眼。权力又像一场游戏，参与者都不过是戏里的角色，戏散了，角色也就没了。
　　他开始后悔了，后悔当年不该那么张狂，不该那么霸道，不该把原则都抛在脑后。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世上哪有后悔药吃？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人生啊, 有多少悲哀与酸楚!
　　十
　　就在朱喜财四处碰壁、心里憋屈，满身狼狈，正一个人慢慢吞咽着苦果的时候，他遇见了耿忠实。
　　那天的阳光并不刺眼，凤凰山上的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摇晃，像老人枯瘦的手指。朱喜财独自坐在山下的小公园里，望着波光发怔——一边是谋生的重担，柴米油盐步步维艰；一边是精神的煎熬，压在心底的事一件件翻涌上来，将他夹在中间，进退不得。
　　正当他自我否定无边无际地蔓延，想着日子会永远都要这样拖沓、无望地熬下去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老朱？是你吗？”
　　朱喜财抬起头，看见一个六十来岁、头发花白的人站在面前。他身穿深蓝色棉夹克，领口的拉链拉到一半，露出一截灰色毛衣的领子。来人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眼神里透着善意。
　　耿忠实。
　　朱喜财心里一惊，本能地想要站起来，可腿像灌了铅似的，沉得抬不动。脑海中倏地闪现出当年自己怎么对待耿忠实的场景——怎么把他免职发配，怎么给他穿小鞋，怎么在班子会上当众骂他，又在职工会上含沙射影地贬低他。他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见朱喜财把头低下，耿忠实主动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椅子发出一声“咯吱”的响动，像是在叹息。
　　耿忠实把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放在脚边，侧过身看着他，脸上依旧带着平和的笑意：“老朱，回来了？我听说你出来了，一直没见着你，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朱喜财仍旧低着头，好半天才发出沙哑的声音，像砂纸磨在木头上：“老耿，我，我回来了。但我……我没脸见你。”
　　耿忠实默默看着他。凤凰山上的风从他们身后吹过来，吹得他花白的头发微微飘动。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叹了口气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那些干啥？人哪有不犯错的，知错能改就行。你刚回来，日子还过得去吧？”语气平淡，没有半点埋怨，也没有半点嫌弃，就像对待普通老朋友一样。
　　朱喜财鼻子一酸，脸上火辣辣的。他先是摇了摇头，后又点了点头，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耿忠实低头看了看他脚边那只空荡荡的布包，又看了看他的脸色，问：“吃饭了没有？”
　　朱喜财愣了一下，说：“吃……吃了。”
　　耿忠实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嘲讽，只是那种看穿了谎话却不忍心拆穿的温和：“你骗谁呢？看你这样子，怕是早饭都没吃。走，对面有家馆子，我请你吃碗米线。”
　　朱喜财连连摆手：“不用不用，老耿，我不饿。”
　　耿忠实一把拉起他。那只手劲道不大，却有一种不容推辞的坚定：“跟我客气啥？走吧。”
　　两个人穿过公园的小径，走过那排银杏树下。金黄的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像踩在时光的碎片上。
　　出了公园的侧门，对面就是一家小馆子，门头上挂着“老字号羊肉米线”的牌子，红漆已经斑驳，露出一块一块的木纹。耿忠实推开门，一股热腾腾的蒸汽扑面而来，带着羊肉汤的香气，把寒意一下子挡在了外面。
　　耿忠实要了两碗羊肉米线，又加了一碗羊杂碎。
　　热气从米线碗里升腾上来，模糊了朱喜财的视线。他生怕眼泪忍不住流出来，赶紧埋下头吃起米线。耿忠实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桌上碗里的羊杂碎往朱喜财碗里夹，偶尔才轻声说：“多吃点，看你瘦的。”
　　吃完米线，耿忠实又要了一包烟，撕开封口，抽出一支递给朱喜财，自己也叼了一支。两个人坐在馆子里，烟雾缭绕中，耿忠实问起他的情况。朱喜财把找胡前进和永跟进的事说了，说着说着，声音哑了起来。
　　“老耿，你说，我当年对他们不薄吧？要官给官，要权给权，把他们当心腹。现在呢？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
　　耿忠实听着，没有插话，只是慢慢抽着烟。烟雾从鼻孔里出来，在头顶的日光灯下散开，青蒙蒙的。
　　朱喜财越说越激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得“笃笃”响：“我算是看透了，这世上的人，十个有九个是势利眼。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他们都围着你转，叫你‘老大’，比亲儿子还亲。你一旦倒了，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生怕跟你沾上边。”
　　耿忠实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慢慢地说：“老朱，你这话说得不对。”
　　朱喜财一愣：“怎么不对？”
　　耿忠实看着他，认真地说：“你说十个有九个是势利眼，那还有一个呢？你不能因为碰见了九个，就说全世界都是黑的。”
　　朱喜财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看着桌面上的水渍和烟灰，手指头停止了敲击。
　　耿忠实拍了拍他的肩膀：“老朱，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起起落落？你当年确实对我不怎么样，可我不恨你。为啥？因为我知道，你那时候被权力迷了眼，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人嘛，都有糊涂的时候。你现在知道错了，就行了。别老想着过去的事，得往前看。”
　　朱喜财擦了擦眼角，点了点头。
　　耿忠实又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朱喜财叹了口气：“能有什么打算？想找那两个龟儿子介绍点活干，他们又不肯帮忙。”停了一会儿，把头望向窗外，叹着气，“总得要找个活干吧，不能一直伸手向儿子要呀，儿子也不容易啊。”
　　十一
　　天蒙蒙亮，腊家湾的山坳里罩着一层薄雾。朱喜财早早就起了床，想把家里收拾收拾。这会儿，他正蹲在院子里拔草，露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他下意识地拍了拍裤腿上的水珠，抬起头望向院子角落那棵老柿子树。柿子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只剩下几个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
　　这时，院子外的土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朱喜财抬头，看见耿忠实从雾里走出来，裤腿上沾着露水，鞋底糊了一层黄泥。
　　耿忠实走到院门口，见朱喜财在忙活，打了声招呼，就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然后抬起头，笑眯眯地说：“老朱，我帮你问了个活儿。”
　　朱喜财站起来，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把手上的泥在裤腿上蹭了蹭，愣愣地站着。
　　“我儿子志强在城郊开了个食品厂，不大，二三十个工人。厂里缺个门卫，活儿轻松，就是看看大门、登个记、收收快递，不用干重活。管吃管住，一个月两千块。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试试？”
　　朱喜财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站在院子当中，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头微微发抖。雾从他身后飘过来，绕过他的肩膀，与耿忠实身后的雾连成一片。
　　“老耿……”朱喜财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
　　他想起当年自己是怎么对耿忠实的——免他的职，收他的权，把他发配到边缘岗位，在班子会上指桑骂槐地说“有些人仗着自己能写几个字，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在职工会上含沙射影地说“谁要是跟我唱反调，哪怕他能做大梁，我也让他做椽子”。
　　而耿忠实呢？不但不记恨，反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这种人品，这份气度，比山还重，比海还深。
　　耿忠实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老耿……”朱喜财的声音哽咽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出不来。他站在院门口，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手足无措。
　　耿忠实摆了摆手，像赶走一只苍蝇似的：“行了行了，别说了。你收拾收拾，明天我带你过去看看。”
　　说完，耿忠实转身就走了。雾很快吞没了他的背影，只剩下脚步声在土路上渐渐远去，“啪嗒、啪嗒”的，像心跳一样沉稳。
　　第二天一早，朱喜财就去了耿忠实儿子的食品厂。
　　食品厂在城郊的一个工业区里，离县城七八公里。厂子不大，一栋三层的厂房，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一个院子，院子门口有个门卫室，就是朱喜财以后工作的地方。
　　耿志强三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的，脸膛方正，跟他爸一样，也是个实在人。他站在厂门口等着朱喜财。见到朱喜财，他伸出手来握了握，说：“朱叔，我爸跟我说了，您就在这儿安心干吧。活儿不重，就是看看大门，登记一下进出的人员和车辆。食堂管饭，宿舍在办公楼二楼，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
　　朱喜财握着那只厚实的手掌，感激地说：“志强，谢谢你，谢谢你爸。我……我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们添麻烦。”
　　耿志强笑了笑，那笑容跟他爸一模一样，眉眼弯弯的，透着厚道：“朱叔，别客气。您跟我爸是老同事了，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朱喜财就这样在食品厂安顿了下来。
　　门卫的活儿确实轻松，每天就是坐在门卫室里，看着进出的人员和车辆，做好登记。有人来送货，他就开门；有人来取货，他就登记；有快递来了，他就签收。活儿不累，可对朱喜财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
　　他干活格外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马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门卫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的灰擦了又擦，地板拖了三遍，连桌子腿底下都不放过。进出登记簿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练字似的。晚上也不偷懒，隔一会儿就起来转一圈，打着手电筒，照照厂房的墙角，照照仓库的门锁，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他知道，这份工作是耿忠实父子给他的，他不能对不起人家。
　　耿忠实隔三差五就来食品厂看他。有时候是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几斤橘子或者一袋子自家园子里摘的菜，推开门卫室的门，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自己拉把椅子坐下来。有时候是傍晚，工人们都下班了，厂区里安静下来，他就泡上一壶茶，两个人在门卫室里坐着。茶是苦丁茶，浓得发黑，喝一口苦得直皱眉，可回甘悠长。
　　门卫室的窗户正对着凤凰山，山上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落，落了又绿，像一幅慢慢翻动的画。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着，转眼又到了冬天。晚上，北风从山坳里灌下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门卫室里生着一个小电暖器，橘红色的光把半间屋子烤得暖暖的。耿忠实又来了，穿着一件军大衣，裹得像个粽子。他把大衣脱了搭在椅背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放在桌上，两个人剥着花生聊天。
　　朱喜财剥着花生，忽然停下来，看着耿忠实，说：“老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耿忠实把一颗花生扔进嘴里，嚼着，点了点头：“你说。”
　　朱喜财沉默了一会儿，门卫室里只有电暖器“嗡嗡”的声音和窗外北风的呼啸。他慢慢地说：“老耿，我这辈子，犯过很多错，做过很多糊涂事。可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了你。你教会了我什么叫真正的人，什么叫真正的善良。我以前不懂，觉得当官就是做人，就可以做很多事，做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所以就一心想往上爬。然后就要威风，就是我说了算，谁不顺着我就整谁。现在我才明白，当官也好，做人也罢，最重要的是良心。没了良心，当再大的官，挣再多的钱，也是白搭。”
　　耿忠实听着，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又剥了一颗花生。
　　朱喜财接着说：“我以前觉得，胡前进和永跟进对我好，那是因为他们把我当老大，对我忠心。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对我好，那是因为我手里有权。我没了权，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而你不一样，你从来不会拍我马屁，你只会跟我说实话，劝我走正道。可我不听，我还把你整下去了，在职工会上说那些难听的话。现在想想，我真是瞎了眼。”
　　耿忠实把手里花生壳捏碎了，碎屑从指缝间簌簌地落下来，落在桌上，落了一小堆。他叹了口气，说：“老朱，你能想明白这些，说明你没白遭这些罪。人这一辈子，不怕犯错，就怕错了还不知道改。你现在知道了，就行了。往后的日子，好好过，别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朱喜财点了点头，擦了擦眼角，说：“老耿，你放心，往后的日子，我一定好好过。这份工作，我会好好干，不给你和志强丢脸。等我攒够了钱，我就把老家的房子再修一修，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几只鸡。儿子过年回来，也有个像样的家。”
　　耿忠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到时候我去给你帮忙。”
　　两个人坐在门卫室里，窗外的凤凰山在黑夜里只剩下一道模糊的轮廓，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远处的金川河在月光下闪着细细的银光，水流声隐隐约约的，像有人在远处哼着一首老歌。门卫室里飘着花生的香味和苦丁茶的苦涩气息，暖暖的，让人安心。
　　十二
　　凤凰山下的风，依旧轻轻吹着，金川河的水，依旧缓缓流着。
　　朱喜财在食品厂当门卫，一晃已经大半年了。他每个月领了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剩下的都存起来。他想着，等攒够了钱，就把老家的房子再拾掇拾掇，种点菜，养几只鸡，过几天安生日子。
　　他偶尔还会在街上碰见胡前进和永跟进。但他们两个人碰见朱喜财，还是那副样子，扭头就走，装作不认识。
　　朱喜财也释怀了，不生气了，不伤心了。他看明白了，这两个人，就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你好了，他们围着你转；你不好了，他们躲着你走。跟他们生气，不值得。他只是可怜他们，可怜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人，什么叫良心。
　　一天上午，朱喜财在街上买完烟往回走，迎面碰上了胡前进。胡前进手里拎着两袋东西，一袋是水果，一袋是糕点。两个人在街当中碰了个正着，避无可避。胡前进的脚步骤然慢了下来，脸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嘴角抽了抽，眼睛往旁边瞟，想找个岔路拐进去。可这条街两边都是店铺，没有岔路。
　　朱喜财看着他，没有开口，也没有停下来，只是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五步、三步、一步。就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朱喜财看见胡前进的脸扭向了一边，后脑勺对着他，像一堵墙。擦肩之后，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集市的热闹里。
　　朱喜财没有回头。脚步不紧不慢。他想起一句老话：墙头上的草——风吹两边倒。胡前进和永跟进就是这样的人，谁有权有势，他们就往谁那边倒。
　　他又想起耿忠实。想起那个雾蒙蒙的早晨，耿忠实站在院门口，裤腿上沾着露水，笑眯眯地说“我帮你问了个活”。想起那碗羊肉米线，热气蒸腾中，耿忠实把羊杂碎夹到他碗里。想起那些个夜晚，两个人在门卫室里剥着花生喝茶，窗外北风呼啸，屋里暖意融融。
　　锦上添花的事谁都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才见人心。
　　十三
　　大自然不管人间的喜怒哀乐，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来变换着一年四季。
　　转眼又到年底了，门卫室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透过霜花看出去，凤凰山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纱。
　　朱喜财在门卫室里埋头给他儿子朱小军写信。他铺开信纸，信中写道：
　　小军，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你妈走的时候，爸爸在监狱里，没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爸爸一辈子的遗憾。爸爸这辈子，犯了很多错，做了很多糊涂事，现在总算活明白了。人这一辈子，钱多钱少不重要，官大官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良心，是本分。你爸我就是没了良心，丢了本分，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在外面打工，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别走歪门邪道。爸爸现在挺好的，在你耿叔儿子的食品厂当门卫，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两千块钱工资，你别担心。你耿叔对爸爸很好，他教会了爸爸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锦上添花的事谁都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才见人心。等你什么时候有空了，回来看看爸爸，爸爸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酸菜鱼。
　　半个多月后他收到儿子的回信。
　　他撕开信封，抽出信纸，凑到灯下看。信不长，每一个字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爸，收到你的信了，我很高兴。你能想明白那些道理，我也替你高兴。我在昆明挺好的，在一家装修公司当工人，活不多，但够吃够喝。你说的那个道理，我也记住了：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爸，你在厂里好好干，保重身体。等过年的时候，我回来看你，给你带昆明的鲜花饼。
　　朱喜财看完信，眼泪流了下来。他把信叠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像揣着一件宝贝。
　　窗外的凤凰山在暮色中沉默着，金川河的水声隐隐约约地传来，像一首唱不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