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人家

　　江边人家
　　第一章
　　金沙江在峡谷里吼了一夜，天亮时也没消停。
　　江水从青藏高原下来，一路劈山开路，到了滇北这段，两岸大山像两扇门板，把江水关在里头。枯水季节还好，一到夏天，江水涨起来，浑黄的水裹着泥沙，轰轰隆隆往东闯，声音能传出十几里地。
　　江家湾就挂在南岸的半山腰。
　　这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三十几户人家，房子全是土坯垒的，茅草苫的顶，远远看去，像是山上长出来的几坨土疙瘩。村里没路，只有人踩出来的小道，七拐八绕地从这家门口串到那家门口。挑水要去江边，来回一个时辰。种地在坡上，巴掌大的地块，种一坡，收一筐。
　　一九七一年，冬天。
　　江泽琛醒来的时候，听见隔壁屋有响动。他妈起来了。
　　他侧过身，土坯墙冰凉，贴着耳朵能感到冬天的风从墙缝往里钻。这墙是他爹三年前垒的，当时说等攒够了钱，外面再糊一层泥，保暖。钱还没攒够，墙缝已经裂了好几道。
　　木板门挡不住什么，天还没大亮，屋里黑黢黢的，只有门缝透进来一丝灰白。那光落在泥地上，细细的一条，能看见地上扫过的笤帚印子。
　　隔壁传来拨火棍捅灶膛的声音，然后是柴火噼啪的响动。他妈每天都是这时候起来，比鸡叫还准时。
　　他躺着没动。
　　被子里没什么热气，棉花胎是旧的，硬邦邦的，盖在身上像压了块石板。他和两个妹妹挤一张床，大妹睡里边，小妹睡中间，他睡外头。夜里冷，三个人缩成一团，像三只挤在窝里的狗崽。现在两个妹妹还睡着，呼吸细细的，偶尔抽一下鼻子。小妹有鼻涕，夜里流出来，白天又缩回去，鼻翼两边总是红红的。
　　他八岁。
　　听见母亲在外屋咳嗽，压着声的那种，像怕吵醒他们。咳嗽完了，又是拨火棍捅灶膛的声音。母亲每天早起都要咳一阵，气管不好，冬天尤其厉害。父亲在的时候，会给母亲熬点姜水喝。父亲不在了，母亲连姜水也舍不得熬，说姜要留着做菜。
　　他起来了。
　　光脚下地，脚底板踩在泥地上，冰得他一激灵。泥地是头年秋天重新捶过的，掺了稻草杆子，捶得光溜溜的，但还是凉。一双厚底布鞋就在床脚，是母亲前年做的，鞋底已经磨薄了，鞋面也破了两个洞。他把脚塞进去，脚趾头从破洞里露出来。
　　他掀开遮门的草帘子。
　　堂屋比卧屋还冷。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母亲蹲在灶前，往灶膛里添柴。锅里的水还没开，咕嘟咕嘟冒小泡。水汽升起来，在屋子里漫开，又被冷气压下来，在半空悬着。
　　母亲回头看他一眼。
　　“再睡一会儿去，还早。”
　　“不睡了。”
　　他走到灶边，挨着母亲蹲下。灶膛里的火烤得脸发烫，后背还是凉的。他往母亲身边靠了靠。
　　火光映在母亲脸上，照得那些皱纹一明一暗。母亲才二十九，看起来像四十。头发用黑线扎着，鬓角已经白了。不是全白，是一根一根的白头发夹在黑头发里，在火光下闪着灰白的光。
　　“手。”母亲说。
　　他把手伸过去。母亲握着他的手，翻过来看了看，手心有昨晚劈柴磨的泡。泡破了，露出里头粉红色的嫩肉。母亲的手指粗糙，裂着口子，指肚上的硬茧刮得他手背发痒。母亲用拇指轻轻按了按那个破了的泡，没说话。
　　母亲的手指在他手心里停了很久。灶膛里的火星噼啪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泡，江水的轰隆声从谷底传上来。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塞满了小小的堂屋。
　　母亲没说话，把他的手拢在自己手心里，捂着。
　　锅里的水开了，白汽顶着锅盖往上冲。母亲松开他的手，起身揭开锅盖，往里撒了一把玉米面，用木勺搅着。玉米面落进水里，散开，又聚拢，变成黄糊糊。母亲搅得匀，没有结疙瘩。她搅了一辈子玉米糊糊，闭着眼也能搅匀。
　　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背上，蓝布衣裳上有好几块补丁，针脚细细密密的，是她自己缝的。补丁的颜色比衣裳深，一块一块的，像地图上标的山脉。
　　江泽琛盯着那些补丁看。
　　那是父亲的衣裳。
　　父亲是去年冬天走的。去公社赶集，回来路上遇上山石垮塌。村里人去抬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了。母亲没让他和妹妹们看，把他们关在屋里，自己一个人料理的后事。
　　他从门缝里看见母亲跪在院子里，跪了很久。天黑了，母亲还跪着。后来母亲起来，去灶房生火做饭，该干嘛干嘛。
　　从那以后，母亲就穿了这件蓝布衣裳。衣裳是父亲的，破了几个洞，母亲补了，自己穿。她自己的衣裳给了大妹改着穿。
　　玉米糊糊熬好了，母亲往碗里盛。三个碗，豁口的是江泽琛的，磕边的是大妹的，最小的那个碗底有裂纹，是小妹的。母亲自己用个木碗，是父亲当年自己砍木头削的。木碗用了好几年，边沿磨得光溜溜的，木头纹路都露出来了。
　　“叫妹妹们起来。”母亲说。
　　他掀开草帘子，推了推大妹。大妹揉着眼睛坐起来，又推了推小妹。两个妹妹揉着眼睛出来，脸也没洗，围着灶蹲下。母亲把碗递给她们，一人一碗玉米糊糊，稠的，上面飘着几片南瓜叶。
　　南瓜叶是秋天晒的，用草绳串着挂在屋檐下，吃的时候拿几片用水泡开。叶子已经发黑了，但煮在糊糊里，有点咸味，有点菜味，比光喝糊糊好。
　　江泽琛低头喝了一口，烫得他龇牙。
　　“慢点。”母亲说。
　　他自己碗里稠，母亲碗里稀。他看见了，母亲碗里只有清汤，几片南瓜叶孤零零地浮着。母亲低着头喝，嘴唇贴着碗沿，慢慢地喝，像在品什么好东西。
　　“妈，你咋不——”
　　“快吃。”母亲打断他，“吃完去割草，羊圈里那几只饿得叫了。”
　　他没再说。
　　天亮了。
　　江面上的雾气往上涌，漫过村子，漫过大山，半天才散。雾从江心升起来，一团一团的，被风推着往山上爬。爬到半山腰就散了，化成露水，落在草叶上，落在土坯房顶上，落在晾衣裳的竹竿上。
　　太阳出来的时候，照在江面上，浑黄的水泛着光，像一条泥鳅翻了肚皮。江水的轰隆声还在，但不像夜里那么响了，被白天的各种声音盖下去一些。
　　江泽琛背着背篓出门，往山上去。
　　背篓是竹子编的，用了三年，边沿磨得发亮。背带是麻绳，勒在肩上有点疼。他把背带往上挪了挪，让它勒在棉袄厚实的地方。
　　山上的路是踩出来的，窄窄的一条，两边是枯黄的草和光秃秃的灌木丛。冬天山上没什么好看的，树都秃了，草都黄了，只有几棵松树还绿着，绿得发黑。
　　山上的草被羊啃过几轮，剩下的贴着地皮长。他蹲着割，手指冻得通红，草上的霜化了，浸得手生疼。镰刀是父亲用过的，刀刃磨得薄薄的，割起草来快。他握着镰刀，一刀一刀割，草茬子齐刷刷的。
　　割满一背篓，他直起腰，往下看。
　　江家湾趴在半山腰，土坯房挤挤挨挨，炊烟升起来，被风吹散。谁家正在做早饭，烟从茅草顶的缝隙里钻出来，青灰色的一缕，升到半空就不见了。狗叫了几声，又停了。鸡在院子里刨食，咯咯咯地叫。
　　江水的轰隆声从谷底传上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一直在砸。
　　他听见有人喊他。
　　回头一看，是村里的陈哑巴。陈哑巴不哑，姓陈，叫陈老四，因为不爱说话，村里人叫他陈哑巴。他扛着锄头从坡上下来，走到跟前，站住。
　　陈老四四十多岁，脸黑，皱纹深，眼睛小，看人的时候眯着。他穿着件黑棉袄，补丁摞补丁，腰里扎根草绳。锄头扛在肩上，锄板磨得雪亮。
　　“你妈一个人？”陈老四问。
　　“嗯。”
　　“地里的活谁干？”
　　“我妈。”
　　陈老四看着他，看了半天，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从胸腔里出来，在冷空气里变成一团白雾。
　　“你爹在的时候，”陈老四说，“跟我一块儿锄地。他那把锄头，还是我帮他选的。”
　　江泽琛没说话。
　　陈老四又看他一会儿，扛着锄头走了。走了几步，回头说：“跟你妈说，地里有啥要帮忙的，喊我一声。”
　　江泽琛站在原地，看着陈老四的背影。陈老四家的地在坡那边，他一个人，也没个婆娘，年年种，年年收不够吃。他走路有点跛，左腿比右腿短一截，听说是小时候摔的。
　　背篓满了，他往回走。
　　草在背篓里压得实实的，勒得肩膀生疼。他走几步歇一下，走几步歇一下。路上遇到周二婶，周二婶背着个筐，里头装着猪草。
　　“泽琛，割草啊？”
　　“嗯。”
　　“你妈在家？”
　　“在。”
　　周二婶点点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他一眼。
　　到家门口，听见里头有人说话。是周二婶的声音。她走得快，已经到他家了。他站在门外没进去。
　　“春兰，你一个人扛着，也不是办法。”周二婶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泽琛还小，两个丫头更帮不上啥。你身子骨也不是铁打的。”
　　母亲的声音低，听不清说什么。
　　“我跟你说的那个，你再想想。”周二婶的声音高起来，“陈家村那个，死了婆娘的，家里有两间瓦房，人老实，肯干。你过去，好歹有个男人帮衬，泽琛也有个爹——”
　　“二嫂。”母亲的声音。
　　周二婶不说了。
　　江泽琛站在门外，攥着背篓的绳子。草压得实实的，绳子勒进手心。他攥得很紧，手心被勒得发白。
　　“我不走。”母亲的声音，“这房子是老江的，孩子是老江的，我哪儿也不去。”
　　“你傻啊！”周二婶急了，“你才三十不到，守什么？守到老？守到死？老江在那边也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
　　“二嫂，你别说了。”
　　“我——”
　　“老江走的时候，一句话没留。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母亲的声音平静得很，“他放心不下这几个娃。我活着，就得把娃拉扯大。他们姓江，是老江家的根。”
　　周二婶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门响了。周二婶出来，看见江泽琛站在门口，愣了一下，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低头走了。
　　江泽琛进到门里。
　　母亲坐在灶前，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还是那样，一明一暗。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火星溅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就灭了。
　　“妈。”
　　“嗯？”
　　“我不上学了。”
　　母亲手里的柴火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他。
　　“我回来帮你干活。”他说，“我能扛锄头了，能挑水，能放羊，能——”
　　“闭嘴。”母亲说。
　　他不说了。
　　母亲低下头，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还没开。灶膛里的光映在母亲脸上，那些皱纹显得更深了。
　　“你爹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让你们几个念书。”母亲说，“他不认得几个字，一辈子困在这山里头，连张报纸都看不懂。他说，娃们认了字，就能出去，就能有出息。”
　　江泽琛站着没动。
　　“我供你。”母亲说，“砸锅卖铁也供你。”
　　那天晚上，江泽琛躺在床上，睡不着。
　　两个妹妹睡着了，呼吸匀匀的。小妹又踢被子，他把被子掖好。大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
　　他睁着眼，看着黑暗中的屋顶。
　　屋顶是茅草的，有好几年没换了。有几处塌下来，露出里头的椽子。椽子是松木的，已经发黑。明年得换，不然漏雨。父亲在的时候，每年秋天都要上去看看，哪儿漏了补哪儿。父亲不在了，没人上去看了。
　　隔壁屋没有动静。母亲睡了。
　　他想起父亲。
　　父亲话少，一年到头说的话，加起来没有隔壁周二婶一天说的多。但父亲会在他割破手指的时候，从身上撕一块布条，给他裹上。父亲会在赶集回来的时候，从怀里摸出一块糖，塞给他。父亲会在夜里起来，给他掖好踢开的被子。
　　有一回，他跟父亲去江边挑水。父亲挑着两个木桶，他跟在后面。江边的路陡，石头滑，父亲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实了才迈下一步。到了江边，父亲蹲下来，用木瓢往桶里舀水。江水浑，舀上来要等一会儿，让泥沙沉下去。父亲就蹲在那儿等，他看着江水发呆。
　　“爸，江水往哪儿流？”
　　“东边。”
　　“东边是哪儿？”
　　“东边是海。”
　　“海是什么？”
　　父亲想了想，说：“海是很大很大的水，看不到边。”
　　“你见过海吗？”
　　“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听人说的。”
　　后来父亲挑起水桶往回走，他还是跟在后面。父亲走几步，回头看他一眼，怕他摔了。
　　父亲不在了。
　　母亲从来没在他们面前哭过。父亲走的那天，母亲把他们关在屋里，自己在外头。他不知道母亲哭没哭，他趴在门缝上看，只看见母亲的背影，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后来母亲起来，去灶房生火做饭，该干嘛干嘛。
　　他没问过母亲哭没哭。
　　江风从墙缝钻进来，冷得他缩成一团。他把被子掖紧，闭上眼睛。
　　隔壁屋有动静。母亲咳嗽了几声，压着声的那种。咳嗽完了，又安静了。
　　他想起白天周二婶说的话。
　　“你过去，好歹有个男人帮衬。”
　　他不明白“过去”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母亲说不走，母亲说不去，母亲说哪儿也不去。
　　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二章
　　江泽琛高中毕业那年，是一九八一年。
　　十年了。
　　他十八岁，个子长高了，肩膀宽了，能扛一百斤的担子走十里山路。两个妹妹也大了，大妹十七，小妹十五，都能帮家里干活。
　　母亲老了。
　　三十九岁的人，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她走路不像从前那么快了，走一会儿要歇一下。手上的裂口一年比一年深，冬天的时候，她用猪油抹，用布缠，还是裂，还是疼。可她从不吭声，该干嘛干嘛。
　　家里的房子还是那两间土坯房，墙上的裂缝又多了几道，茅草换过几回，门还是那扇门，桌子还是那张缺了腿的桌子。
　　不一样的是墙上多了几张奖状。
　　江泽琛的，从小学到高中，年年有。母亲用浆糊贴在墙上，贴了一排。奖状是红纸黑字，边上有花纹，写着“三好学生”“学习模范”之类的话。浆糊干了，纸边翘起来，母亲又用浆糊粘上。粘了又翘，翘了又粘，纸边已经糊了好几层。
　　母亲不识字，但每次有人来家里，她都要指着奖状让人家念给她听。人家念完了，她点点头，说：“我儿子念书好。”
　　高考是七月。
　　江泽琛去县里考的试，走了两天山路，在县城住了三天旅馆。旅馆一晚五毛钱，他住了三晚，花了一块五。吃饭一天也是五毛，三天一块五。总共花了三块钱。母亲给他的钱，十块，是卖了一只羊换来的。
　　考场在县一中，教室里摆着三十张课桌，桌面坑坑洼洼的，写字的木板往下陷。他趴在桌上答题，汗从额头上滴下来，滴在卷子上，把墨水洇开了。
　　考完出来，太阳很毒，晒得地面发烫。他站在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穿白衬衫的，有穿军便服的，有骑自行车的。他想，这些人都是城里的吧。
　　往回走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考题。数学最后一道题没做完，时间不够了。语文作文写的是《我的母亲》，他写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写母亲穿着父亲的衣裳，写母亲每天早上起来生火做饭。他不知道写得好不好，但他写的都是真的。
　　回到江家湾，母亲在村口等他。
　　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身蓝布衣裳。十年了，衣裳又添了好多补丁，洗得发白，但母亲还穿着。她站在那儿，瘦瘦小小的，看着他走过来。
　　“考完了？”
　　“考完了。”
　　“累不累？”
　　“不累。”
　　母子俩一前一后往回走。母亲走几步回头看他一眼，像小时候那样。
　　他没说话，母亲也没问。
　　等了一个月，消息来了。没考上。
　　那天他在江边坐了一下午,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脑子里一片空白。
　　江还是那条江，浑黄的水，轰轰隆隆往东流。山还是那些山，灰黑色的大山，把天压得低低的。他坐在石头上，看着江水发呆。江风吹在脸上，吹得眼睛干涩。
　　他想起父亲说的话。海是很大很大的水，看不到边。他没见过海，他连县城都是头一回去。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水就是金沙江。
　　太阳落山了，天黑下来，他还没回去。
　　母亲来找他。
　　她沿着江边的小路走，走几步喊一声：“泽琛——”
　　他听见了，没应。
　　母亲走到跟前，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弯下腰，在他身边坐下。
　　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江水。
　　江对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江水的轰隆声填满了夜，填满了山，填满了天。那声音从谷底传上来，闷闷的，震得人胸口发麻。
　　“回家吃饭。”母亲说。
　　他没说话。
　　母亲也没再说话。
　　坐了一会儿，母亲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
　　“走了。”她说。
　　他跟着站起来。
　　母子俩一前一后往回走，山路黑，母亲走在前头，他跟在后面。母亲走几步回头看他一眼，怕他走丢了。月光照在路上，白白的，能看见路的轮廓。
　　到家，灶膛里有火，锅里热着饭。玉米糊糊，红薯，还有一盘炒野菜。大妹小妹已经吃了，在里屋做针线。她们在纳鞋底，一针一针地纳，麻绳拉得哧哧响。
　　他坐下吃饭。母亲坐在对面看着他吃。
　　玉米糊糊还是那个味，红薯还是那个味，野菜还是那个味。他吃了十年，吃了十八年。
　　吃完了，他放下筷子。
　　“妈。”
　　“嗯？”
　　“我不想待在山里。”
　　母亲看着他。
　　“我想出去。”他说，“去哪儿都行，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儿。”
　　母亲没说话，起身收了碗，去灶房洗。他听见水声，听见碗碰碗的声音。灶房没有灯，母亲摸着黑洗。
　　母亲洗完了，回来坐下。
　　“乡上在征兵。”母亲说。
　　他抬起头。
　　“我打听过了。”母亲说，“你去报名。部队是好地方，能学本事，能长志气。三年就回来，耽误不了啥。”
　　他看着她。
　　“妈，我走了，你咋办？”
　　“我咋办？”母亲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我在这儿活了二十年了，还能咋办？”
　　“家里没个男人——”
　　“你大妹十七了，顶半个劳力。小妹也能干活了。”母亲说，“再说，还有村里人，有周二婶，有陈哑巴，能帮一把。三年，快得很。”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男人大丈夫，就要出去闯。”母亲说，“你爹当年也想出去，走不出这山。你有这个机会，不能放过。”
　　他低下头。
　　“妈这辈子就这样了。”母亲说，“你能有出息，妈就值了。”
　　他没抬头，眼泪掉下来，砸在地上。泥地是硬的，眼泪砸上去，洇开一个小黑点。
　　母亲伸出手，粗糙的手，搭在他肩上。
　　“傻孩子。”她说。
　　征兵的事定了。
　　体检过了，政审过了，录取通知书来了。穿上军装那天，是九月底。
　　临走前一晚，母亲杀了一只鸡。
　　鸡是家里养的，一共五只，平时舍不得杀，留着下蛋。那天晚上杀了最大的那只，炖了一锅汤。鸡汤的香味飘满屋子，两个妹妹守在灶边，眼巴巴地看着锅。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玉米糊糊，红薯，一盆炖鸡。
　　母亲把鸡腿夹给他。他把鸡腿夹给大妹，大妹夹给小妹。小妹夹回去给母亲。
　　母亲看着她们，眼眶红了。
　　“都吃。”她说，“都吃。”
　　她把鸡腿撕开，分给两个妹妹，又把另一只鸡腿撕开，一半给他，一半留给明天。
　　那天晚上，他没睡着。两个妹妹睡了，他听见隔壁屋有动静，母亲也没睡。
　　天亮起来，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烙的麦饼，煮的鸡蛋，装了满满一布袋。
　　“路上吃。”母亲说。
　　他接过布袋，背在身上。
　　门口站着周二婶，站着陈哑巴，站着几个村里人。陈哑巴手里提着个布包，递给他。
　　“路上吃。”陈哑巴说。
　　他打开一看，是几个煮红薯。
　　他走出去，母亲跟在后面。
　　走到村口，他停下，转过身。
　　母亲站在那儿，瘦瘦小小的，头发白了，背驼了，蓝布衣裳上又添了几块新补丁。晨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
　　他跪下去，磕了一个头。
　　“妈，等我回来。”
　　他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了几十步，他回头。母亲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两个妹妹站在她两边。
　　他又回头，母亲还站着。
　　再回头，母亲变小了。
　　走到山坳口，最后一次回头。村口已经看不见人了，只看见那几棵老木棉树，还有土坯房顶上升起的炊烟。炊烟升起来，被风吹散，又升起来，又被吹散。
　　他转过身，往山外走。
　　山路弯弯曲曲的，两边是枯黄的草和光秃秃的灌木丛。他走几步，想回头，忍住了。他想起父亲说的话，海是很大很大的水，看不到边。他不知道海是什么样，但他想去看一看。
　　江水的轰隆声在后面，一直响着。
　　第三章
　　部队在边境的一个山沟里。
　　新兵连三个月，他咬着牙挺过来了。训练再苦，他不吭一声。干活再累，他冲在前头。班长说这小子行，连长说这小子是块料。
　　第一年，他入了团。第二年，当了副班长。第三年，入了党，还立了个三等功。
　　三等功是因为一次抗洪抢险。江水涨了，淹了村子，他们连队去救人。他跳进水里，背出来三个老人，两个小孩。水很急，差点把他冲走。他抱住一棵树，等战友来拉他。
　　立功喜报寄回家。母亲不识字，让村里念过书的年轻人念给她听。后来写信来，信是别人代笔的，说妈高兴，把喜报贴在墙上，和奖状贴在一起。
　　三年服役期满，部队想留他，连长找他谈话，说他是好苗子，留下来有发展。他想了一夜，还是决定回去。
　　“我妈老了。”他说，“我说过三年回去，不能让她等。”
　　连长拍了拍他肩膀，没再说什么。
　　一九八四年，他复员了。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走的时候，他穿着摘了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三年前那个布袋。布袋里多了几样东西：三等功奖章、优秀士兵证书，还有给母亲买的一双棉鞋。
　　棉鞋是在县城买的，五块钱。他攒了三个月的津贴。鞋是黑面的，里头有绒，厚厚的，看着就暖和。他想象母亲穿上这双鞋的样子，脚不会再冻了吧。
　　回到江家湾，母亲在村口等他。
　　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身蓝布衣裳，只是人更瘦了，背更驼了。三年不见，母亲四十二岁，看起来像五十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头发几乎全白了。
　　他走到跟前，站住。
　　“妈。”
　　母亲看着他，眼泪流下来，手抬起来，摸了摸他的脸。母亲的手还是那么粗糙，裂口还是那么深，摸在脸上有点疼。
　　“瘦了。”母亲说。
　　他握着母亲的手，那双手比三年前更粗糙，裂口更深。他低头看，手心手背都是老茧，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妈，我回来了。”
　　母亲点点头，眼泪还在流。
　　两个妹妹也来了，站在母亲身后。大妹二十了，小妹十八，都长成大姑娘了。她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头发梳得光光的，看着他笑。
　　“哥。”大妹叫了一声。
　　“哥。”小妹也叫了一声。
　　他点点头。
　　一家人往回走。母亲走在前头，他跟在后面。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些土坯房，还是那股江水的轰隆声。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到家，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两间土坯房。墙上的裂缝又多了几道，茅草又塌了几处，门还是那扇门，门板上的裂缝更宽了。
　　他进屋，看见墙上贴着的奖状和他的立功喜报。喜报是红纸黑字的，边上已经卷起来了。母亲用浆糊粘着，粘了又卷，卷了又粘。
　　“妈，这喜报该收起来。”
　　“收什么收，就贴这儿。”母亲说，“我看着高兴。”
　　他从布袋里拿出那双棉鞋。
　　“妈，给你的。”
　　母亲接过鞋，看了半天。她把鞋翻过来，翻过去，摸着鞋面，摸着里头的绒。
　　“这得多少钱？”
　　“五块。”
　　母亲愣了愣，把鞋抱在怀里，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把鞋穿上，在地上走了几步。鞋有点大，她走路拖着。但她舍不得脱，穿着做了一下午饭。
　　组织上安排他到乡政府工作。公社干部，脱产，一个月三十七块钱工资。
　　他去了。从军人到干部，他改不了那些习惯，走路挺着腰板，说话干脆利落，办事不拖泥带水。领导说好，群众也说好。
　　乡政府在一个叫黄草岭的地方，离江家湾三十里山路。他平时住在乡上，一个月回去一两趟，带些吃的用的。有时是一斤肉，有时是一包糖，有时是两瓶罐头。
　　两个妹妹先后出嫁后，母亲一个人住在江家湾。他不放心，每次回去都要把家里的活干一遍。挑水，劈柴，补屋顶，修篱笆。母亲在旁边看着，不说话。
　　那双棉鞋母亲穿上了，舍不得下地，只在屋里穿。他看见了，心里不是滋味。
　　“妈，你下地也穿，穿坏了再买。”
　　“买什么买，五块钱呢。”母亲说，“我就在屋里穿，能穿好几年。”
　　一九九一年，他结婚了。那一年他二十八岁。
　　媳妇叫李秀月，是县城里供销社的售货员，人老实，能干，不嫌他家里穷。介绍人是他一起当兵的战友，说这姑娘在供销社干了五年，年年是先进。
　　相亲那天，他穿着那件旧军装，骑着自行车去县城。秀月在供销社门口等他，穿着一件碎花衣裳，扎着两根辫子。她看见他，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两个人去国营饭店吃了一顿饭，花了三块钱。他要付钱，秀月抢着付了。
　　“我请客。”秀月说。
　　后来他问秀月：“你咋看上我了？”
　　秀月说：“你实诚。”
　　结婚那天，母亲从江家湾赶来，穿着那件蓝布衣裳，补丁又添了几块。秀月的娘家人看见，私下里嘀咕。秀月装作没看见。
　　她坐在席上，一直笑，笑得合不拢嘴。别人敬酒，她喝；别人说话，她听；别人夸新娘子，她点头。她笑了一整天，脸都笑僵了。
　　晚上，客人散了，母亲拉着秀月的手，说了半天话。
　　“泽琛脾气犟，你多担待。”
　　“他小时候受苦了，你别嫌弃他。”
　　“我老了，帮不上你们啥，你们好好过日子。”
　　秀月点着头，眼眶红了。
　　母亲走的时候，秀月送她到门口。
　　“妈，常来。”
　　母亲点点头，走了。她走得很慢，背驼着，一步一步往车站走。秀月站在门口看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去。
　　一九九三年，他调到县里，当了县委办副主任。那一年他三十岁。
　　县委办在县政府大院里，一栋三层小楼，他的办公室在二楼。窗户对着院子，能看见进进出出的人。办公桌是木头的，桌面压着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有一张是母亲，站在江家湾村口，瘦瘦小小的，穿着那件蓝布衣裳。
　　日子安顿下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接母亲。
　　母亲不肯来。
　　“我在山里住惯了。”母亲说，“城里住不惯，不去。”
　　他劝了三天，母亲还是不松口。
　　秀月也劝。
　　“妈，你来吧。”秀月说，“我和泽琛都上班，你在家帮我们看看门，我们放心。”
　　母亲看着秀月，半天没说话。
　　“你真心想让我去？”母亲问。
　　“真心。”秀月说。
　　母亲又看她半天，点点头。
　　“那我去。”
　　搬家那天，母亲收拾了一个包袱，就是几件换洗衣服。那件蓝布衣裳也在，补丁摞补丁，洗得发白了。
　　“妈，这衣裳扔了吧。”他说。
　　母亲瞪他一眼。
　　“你爹的。”
　　他不说了。
　　进城那天，母亲坐在车上，一直回头看。看江家湾越来越小，看大山越来越远，看金沙江变成一条线。
　　她没说话。
　　到了县城，进了门，母亲站在屋里，四处打量。
　　两间房，一间堂屋一间卧房，有自来水，有电灯，有灶房，有厕所。家具又少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衣柜。
　　“这房子——”母亲说，“是你们的？”
　　“租的。”他说，“以后攒钱买一套。”
　　母亲点点头。
　　晚上，秀月做了饭，四个菜，有肉。母亲吃得少，一直看着碗。
　　“妈，不好吃？”秀月问。
　　“好吃。”母亲说，“太多了，吃不完。”
　　第四章
　　一九九六年，江泽琛调任县民政局局长。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职位变了，事情多了，但他每个月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家陪母亲说话。有时候忙到天黑，也要赶回去，在母亲床前坐一会儿，问问白天吃了什么，身子骨怎么样。
　　秀月说：“你天天这么跑，不累啊？”
　　他说：“累啥。妈在那儿，我就得去。”
　　母亲住在他们租的那套房子里，每天帮着看看门，做做饭。她闲不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板拖得能照见人影。秀月下班回来，饭已经做好了，菜已经切好了，只等下锅。
　　“妈，你别干这些，歇着。”
　　“歇什么歇，闲着也是闲着。”母亲说，“我在山里干了一辈子，这点活算啥。”
　　后来，他又调任县农业局局长。那一年他三十六岁。
　　农业局事更杂，下乡的时候多，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天。但不管走到哪个乡哪个村，他都要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母亲的情况。
　　有一次下乡回来，半夜才到县城。秀月说妈睡了，让他别去打扰。他没听，轻手轻脚进了母亲房间，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母亲睡着了，呼吸匀匀的，他就那么坐着，看着。
　　后来母亲醒了，看见他，啊啊了两声。
　　他握住母亲的手：“妈，我回来了。”
　　母亲眼睛眨了眨，又睡了。
　　再后来，他又转任县水利局局长。那一年他三十九岁。
　　水利局管着全县的江河湖库，金沙江也在其中。每次下乡去江边，他都会站在岸上，看着浑黄的江水发呆。同事知道他想什么——那是江家湾的方向，是他母亲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当了三个局的局长，在别人眼里，他官越做越大。可在他自己心里，什么都没变。他还是那个八岁就没了爹的孩子，还是那个被母亲用玉米糊糊喂大的山里娃。
　　有时候单位聚餐，有人给他敬酒，说江局长有出息。他笑笑，说：“啥出息不出息，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有人说：“江局长孝顺，全县都出名。”
　　他不说话了。
　　一九九八年，他们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块宅基地自建了房子。
　　房子在县城边上，两层砖混小楼，楼上楼下都有客厅、卧室和卫生间。院子中老酸角树下还另建有厨房和餐厅。他让母亲住在一楼的卧室，方便起居。
　　母亲站在新房里，四处看。
　　“这房子，是咱们的？”
　　“咱们的。”
　　母亲摸摸墙，摸摸窗户，摸摸门。墙是白的，窗户是铝合金的，门是实木的，刷着土色红漆。
　　“你爹要是在，该多好。”母亲说。
　　他愣了一下。
　　“他这辈子就想盖间新房子。”母亲说，“土坯房住了一辈子，没住上新房。”
　　他没说话。
　　母亲在这个小院里住了十四年。
　　第五章
　　母亲五十八岁那一年，病了。那一年，江泽琛三十七岁。
　　起初是头疼，她不说。还是老习惯，有病扛着，能扛就扛，扛不住再说。
　　后来是腿疼，她还是不说。走路有点跛，她说是不小心崴了。
　　再后来是头晕，她扶着墙走，她说是不习惯城里的地板，太滑。
　　直到有一天，她站起来，一下子倒下去，摔在地上。
　　秀月在厨房做饭，听见响声跑出来，看见母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吓坏了，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又打电话给江泽琛。
　　江泽琛正在开会，接到电话，扔下一屋子人，跑出去了。
　　脑溢血。
　　抢救过来，命保住了，人瘫了。右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楚，只能啊啊地叫。
　　江泽琛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醒了，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看他。他想说话，说不出来，眼泪先下来了。
　　他跪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
　　“妈。”
　　母亲看着他，眼睛眨了眨。
　　“妈，儿子不孝。”
　　母亲的手动了动，想握他，握不住。
　　从那天起，他开启了另一场战斗。
　　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陪护。秀月白天陪护，晚上回去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孩子那会儿上小学，放学自己回家，自己写作业，等爸妈回来。
　　两个月后，母亲出院了。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他们把母亲安顿回她住的那个房间中。床是医院那样的病床，可以摇起来的那种。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异味。
　　伺候瘫子，是世上最磨人的事。
　　喂饭，要一口一口喂，喂快了呛着，喂慢了急。喝水要用吸管，一管一管喂。翻身要两个小时翻一次，不然生褥疮。大小便要及时处理，晚一会儿就弄一床。
　　秀月从来不嫌。
　　那时，她已经从供销社内退，在家专门伺候婆婆。每天几次去婆婆房间，看看有没有需要。喂药，擦身，换床单，她做得比江泽琛还利索。
　　“妈，翻身了。”她轻轻把婆婆翻过来，垫上软垫，按摩后背。
　　婆婆啊啊地叫，她知道是什么意思。
　　“妈，你饿了？等一下，饭马上好。”
　　婆婆啊啊，她知道是渴了，端过水杯，把吸管放进婆婆嘴里。
　　邻居来串门，看见她正在给婆婆换尿布，动作麻利，没有一点嫌弃。
　　“秀月，你不嫌脏啊？”
　　“脏什么脏，妈嘛。”她说，“我也有老的时候。”
　　江泽琛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也是进母亲房间。
　　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跟她说话。说今天单位的事，说孩子考试考得好，说秀月买了什么菜。母亲听着，眼睛看着他，有时候啊啊两声，算是回应。
　　他知道母亲想什么。
　　“妈，你想江家湾了？”
　　母亲眼睛眨眨。
　　“等你好一点，我带你回去看看。”
　　母亲眼睛湿了。
　　夜里，他起来好几次，去母亲房间看。被子盖好没有，有没有尿湿，睡得安不安稳。有时候母亲没睡，睁着眼看他，他就坐在床边，陪一会儿。
　　秀月也起来，两个人碰上了，就一起看看。
　　日子就这么过。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母亲在床上整整躺了十四年。
　　这十四年里，他当过民政局长、农业局长、水利局长，职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搬了一回又一回，可每天晚上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从来没变——进母亲房间，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
　　有时候开会开得晚，回到家已经深夜。秀月说妈睡了，别进去了。他还是轻手轻脚推开门，在床边坐一会儿。哪怕母亲睡着了，他也要看一眼，坐一会儿，才去睡。
　　医生说，像母亲这样的病人，能躺十四年没生褥疮、没得并发症，简直是奇迹。
　　江泽琛知道，那不是奇迹，是秀月一天天、一夜夜换来的。
　　有一回，儿子问他：“爸，你为什么对奶奶这么好？”
　　他愣了一下。
　　“奶奶对我也好？”儿子问。
　　他想了想。
　　“你奶奶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养大三个孩子。”他说，“你爸八岁，你大姑七岁，你小姑四岁。你爷爷没了，就剩她一个人。她没改嫁，没丢下我们，一个人扛着。她下地干活，上山割草，夜里缝补衣服，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她把自己碗里的稠的捞给孩子，自己喝稀的。她把红薯皮啃了，把瓤留给孩子。她一辈子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没吃过一顿饱饭。”
　　他看着儿子。
　　“你说，我该不该对她好？”
　　儿子点点头。
　　第六章
　　母亲是七十二岁时走的，那一年江泽琛五十一岁。
　　母亲在床上躺了十四年。
　　那年春天，母亲不行了。
　　她吃不下东西，喂什么吐什么。江泽琛请了假，天天守着她。秀月也守着。两个人轮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母亲突然睁开眼睛，看着他。
　　他俯下身。
　　“妈。”
　　母亲看着他，眼睛很亮。那眼睛不像一个病了十四年的老人，像年轻时候，像在江家湾的时候，像站在村口送他的时候。
　　“妈，你想说什么？”
　　母亲嘴巴动了动，发出啊啊的声音。他听不清，但他知道母亲想说什么。
　　“妈，你放心。”他说，“家里都好。孩子考上大学了，在省城念书。秀月对我好，对我好一辈子。妹妹们也好，外甥们都大了。你放心。”
　　母亲看着他，眼睛眨了眨。
　　“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他说，“我没忘，一辈子没忘。”
　　母亲眼角流下一滴泪。
　　他握着母亲的手，握着，握着。
　　凌晨三点，母亲走了。
　　她走得很安静，就像睡着了一样。眼睛闭上了，呼吸没有了，手慢慢凉了。
　　江泽琛跪在床前，没哭，就那么跪着。秀月跪在他旁边，也没哭。
　　后来他站起来，去打电话。打给妹妹，打给儿子，打给亲戚。
　　天亮了，人来了。屋里站满了人。他站在母亲床边，看着母亲的脸。
　　她穿着那件蓝布衣裳。洗得发白了，补丁摞补丁，但江泽琛把它收得好好的，每年拿出来晒晒，这回给母亲穿上了。
　　“这是我爹的衣裳。”他对来吊唁的人说，“我妈穿了一辈子。”
　　他把母亲葬在江家湾后面的山上。
　　站在那儿，能看见金沙江。浑黄的水，轰轰隆隆往东流，和几十年前一样。江水从青藏高原下来，一路劈山开路，到了滇北这段，还是那么急，那么响。
　　他站在墓前，站了很久。
　　秀月站在他旁边。
　　“妈，你在这儿能看见江。”他说，“能看见咱们家。”
　　风吹过来，江水的轰隆声传上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一直在砸。
　　他想起小时候，坐在江边石头上发呆，母亲来找他。想起母亲送他上学时说的话：“儿啊，你要好好念书。”想起母亲去乡上给他打听征兵的事，走了十几里山路。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瘦瘦小小的，一直站着，一直站着。
　　他蹲下来，用手摸着墓碑上的字。
　　胡春兰。
　　三个字。
　　“妈，”他说，“我走了。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他站起来，转身下山。
　　秀月跟在后面。
　　走到山坳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的坟在山坡上，小小的一个土包，后面是大山，前面是金沙江。山还是那些山，灰黑色的，把天压得低低的。江还是那条江，浑黄的水，轰轰隆隆往东流。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尾声
　　二〇二四年，江泽琛六十一岁。
　　退休一年了。儿子在省城大学教书，女儿在县城边办了个农机服务公司，女婿是本地人，踏实肯干。
　　清明，他们回到江家湾。
　　儿子儿媳从省城回来，女儿女婿也一起赶过来，一家人开着两辆车，去山上扫墓。
　　母亲的墓还是那个土包，四周砌着石头，立着碑。碑上刻着字：慈母胡春兰之墓，孝男江泽琛、媳李秀月，孝女江大妹、江小妹，率孙辈敬立。
　　他蹲在墓前，摆上供品。母亲爱吃的点心，母亲爱吃的果子。点心是从县城买的，软和的，母亲牙口不好，吃不了硬的。果子是新鲜的，洗得干干净净。
　　“妈，我们来看你了。”
　　他点上香，烧了纸。
　　儿子站在旁边，女儿站在旁边，孙子孙女站在后头。“妈，家里都好。”他说，“你孙子在大学当老师。你孙女开办了一个农业机械服务公司，办得不错。
　　江风吹过来，纸灰飞起来，飘向江边。
　　“妈，我老了。”他说，“头发全白了。秀月也老了，头发也白了。但我们身体都好，你放心。”
　　他站起来，站了一会儿。
　　“走了，妈。明年再来。”
　　他转身下山。
　　走到山坳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的坟在山坡上，小小的，静静的。金沙江在下面，浑黄的水，轰轰隆隆往东流。大山还是那些大山，灰黑色的，把天压得低低的。
　　他想起八岁那年，蹲在灶前，母亲握着他的手。想起母亲无数次站在村口送他，瘦瘦小小的，一直站着。想起母亲躺在床上，看着他，眼角流下一滴泪。
　　江风吹过来，吹得他眼睛干涩。
　　“爸，走了。”儿子在下面喊。
　　他应了一声，转过身，慢慢往下走。
　　秀月在下面等他，伸出手，他握住。
　　两个人一起往下走。
　　江水的轰隆声在后面，一直响着。
　　他们走到村口，那几棵老木棉树还在，比几十年前更高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枝丫伸展着，遮出一片阴凉。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看着他们走过。
　　“回来上坟啊？”一个老人问。
　　“嗯。”他点点头。
　　老人眯着眼看他，看了半天。
　　“你是春兰家的大小子？”
　　“是。”
　　老人点点头，又眯着眼看江面。
　　他们继续往前走。车停在村口外，一辆黑色的，一辆白色的。儿子在前面走，女儿在后面跟着，孙子孙女叽叽喳喳说话。
　　他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
　　村口还是那个村口，土坯房还是那些土坯房，只是有些已经没人住了，屋顶塌了，墙也倒了。炊烟升起来，只有几家。狗叫声还有，鸡叫声还有，江水的轰隆声还有。
　　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
　　“我活着，就得把娃拉扯大。他们姓江，是老江家的根。”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上车。
　　车开了，江家湾越来越小，大山越来越远，金沙江变成一条线。他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没说话。
　　秀月坐在后排，也没说话。
　　开出几十里，他忽然说：“妈这辈子，不容易。”
　　秀月点点头。
　　“她要是能看到现在，该多好。”
　　秀月没说话，只是叹了一声气。
　　车继续往前开，往县城开，往他们的家开。窗外的山一座接一座往后退，江一条接一条往后退，村庄一个接一个往后退。
　　他闭上眼睛，听见江水的轰隆声。
　　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从很深的山谷里传来，从很久以前传来。像母亲的手，粗糙的，裂着口子的，握着他的手。像母亲的喊声，从江边传来：“泽琛——回家吃饭——”
　　他睁开眼睛。
　　车窗外，太阳正往西落，把山染成金色。